冼永城冼永城在白云山寻找文物冼永城率文化普查队发现的黄佐家族墓群股指期货配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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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展开剩余88%巍巍中华，悠悠南粤，文脉绵长，瑰宝生辉。
2025年6月14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展在潮州展出，最新呈现全省各地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阶段性成果。
广东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先行地，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多样。截至2025年5月31日，广东全省累计复查“三普”不可移动文物37156处，调查新发现文物3000余处。
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以来，《羊城晚报》密切跟踪报道，记者多次随普查队员深入田野作业一线，实地见证新时代文物保护事业发展。即日起，我们将持续推出“我在广东找文物”系列报道，以基层文物工作者视角，走进“四普”重大发现遗址，领略岭南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图景。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朱绍杰 图/受访者供图
6月10日，记者走进冼永城办公室时，他正伏案工作，几沓大部头的书籍资料几乎掩盖了他的身形，其中不少都是他参与编撰的白云区地方文化研究著作。
到今年10月，冼永城从事基层文物保护工作将满20个年头，现任广州市白云区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业务部部长、白云区“四普”队长。他先后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三普”“四普”）。去年年底，他带领普查队实地调查了白云区的重要新发现——黄佐家族墓群。其中，黄佐墓葬碑文显示其去世后被“赠礼部左侍郎”，这个实物线索或将修正《明史》中其被“赠礼部右侍郎”的记载。
白云区有上百处文物普查点，冼永城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有人说他是“白云活地图”，但很少有人知道，冼永城并非土生土长的白云人。
从“三普”到“四普”，从“城仔”到“城哥”，冼永城的故事，还是得从他案头的一本著作讲起。
一通电话开启二十年文物保护路
2005年，《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经过早期以麦英豪先生为代表的广州考古前辈多年的调查研究，终于进入整理编著阶段。当时的“城仔”，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暑假时，他看到白云区文化局正在招收打字员，凭着对文博的热爱和自身所长，他报名加入了《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的整理、录入工作。
“当时的工作条件非常原始，我操作的电脑只有128MB的内存。这样来看，就能感受到现代科技对现在文博工作包括‘四普’工作的助力有多么大。”冼永城回忆起刚涉足文物保护领域的那段时期，感慨颇多。
为了全心投入该书的整理编著工作，冼永城后来向学校请了一个长假，跟着麦英豪、邓炳权等专家前辈到各处文物现场实地调查。最终，该书于2006年完稿，2008年正式出版。
现实生活往往充满戏剧性。冼永城坦言，当时完全无法想象十几年来这本书一直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成为他后来工作中最重要的工具书。
而正式让冼永城走上文物保护道路的，还是该书出版后不久，来自老领导梁桂明的一通电话——
“城仔，你毕业找到工作没有？现在全国在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你要不要回来帮忙一起干？”
就这样，冼永城开始跟着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队伍，踏遍白云区的田间地头。普查过程中的一日三餐，就和大家蹲在路边一起吃饭。
现已退休的白云区文化局原助理调研员梁桂明成了冼永城的“领路人”。两人亦师亦友，冼记城说：“刚开始，他手把手教我怎么写公函，我印象一直很深刻。”
参加“三普”那四年，冼永城仿佛从一个学校转入了另一个学校，完成学业后不久又开始系统性地学习起考古知识。这个过程中，他既要当司机，又要负责测量、记录，晚上回来还要绘制文物普查点的平面图和地理方位图。前辈们倾囊相授，冼永城也在他们的悉心教导下，从零开始学起。
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发现
近20年过去，如今已是白云区“四普”队长的冼永城，面对年轻后辈同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我来说，‘四普’是很好的一次‘传帮带’的机会，我对这些年轻人的未来非常有信心。”
谈到白云区的“四普”工作，一定会谈到白云山上黄佐家族墓葬群的发现。冼永城表示：“它是目前白云山上规制最高的明代墓葬，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普查发现。”
去年11月，在得知黄佐家族墓葬群被发现的第一时间，羊城晚报记者也赶往白云山现场。清晨山上水汽很重，一个人影远远地走在队伍最前面，在密林里灵活穿行。记者正是在那次初识冼永城。
墓葬群现场，在四周杂草得到简单清理后，三座大型石墓清晰地显露出来。它们依山势而建，由上至下直线分布，均朝向正南方。根据碑文可以得知，从上至下，这些墓的主人分别是黄佐的爷爷黄瑜、父亲黄畿以及黄佐本人。
史料中早有关于黄氏三代人葬在白云山的记载。《番禺县续志》提到：“明长乐县知县乡贤黄瑜墓、赠翰林院编修乡贤黄畿墓、少詹事谥文裕乡贤黄佐墓，俱在城北白云山景泰坑之聚龙冈。”但苦于白云山地势复杂，山体庞大，此前一直没有发现墓葬群的确切位置。这次发现是由广州市本土历史文化爱好者率先提供的线索，随后白云区普查队一行人前往现场进行确认。
“一开始我们站在墓葬群最上方，看到这个墓葬规模时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大片墓葬群之前没被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对这是黄佐墓的说法是存疑的。”冼永城回忆起2024年10月29日那天发现黄佐家族墓葬群的经过，“此前不久我刚买了本黄佐的《泰泉乡礼》，在现场我立刻认出了墓碑上的‘泰泉’二字，一下子就把两者联系在了一起。那种找到了书中作者的感觉，非常奇妙。”冼永城笑着和记者分享。
之后的普查中，普查队顺着山势往下，在黄佐爷孙三代人的墓葬下面陆续发现了黄佐后人的墓葬，规模形制都未超过这三人的大墓。遗憾的是，墓葬群已遭受过程度不轻的盗扰，赑屃所驮石碑等部分陵园构件没有找到。
冼永城表示，未来计划要将该墓葬群申请认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为黄佐家族墓葬群的保护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让村民对文保从了解到支持
作为深扎一线多年的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冼永城向记者吐露了日常工作中的心声和难处。
他说最常遇到的窘境，是当地村民不了解文物保护，往往难以认识到自己身边一些老建筑、老物件的文物保护价值，这导致他们不理解文物保护工作，还容易进一步演变为不支持。
从了解到理解、再到支持，这中间需要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展开大量的宣传科普工作，来提升基层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冼永城说，这是他们日常工作的重心之一。
他将桌上的《白云私塾》《白云社学》《白云碑刻》等白云区地方文化研究著作一一介绍给记者。接受采访前一晚的凌晨，他才刚写完《白云圩市》下册的初稿。
冼永城以《白云私塾》为例，自明清至民国，白云区至少出现过私塾253家。“其实远远不止这个数，有些私塾由于村民的观念等原因，没有纳入普查范围，多年前已被拆除。”
冼永城解释说，自己之所以积极开展地方文化研究工作，一方面是想让白云区居民认识到当地有多么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那些在村民眼中不算文物的私塾，曾经走出过多少著名人物。他说，只有村民为这些由衷感到自豪，才能自发性地去主动保护这些文物。
“另一方面，作为文物保护工作者，我们必须为后来者留下点什么，希望通过研究整理，有效转化文物普查成果。”
对冼永城来说，他是在行走中挖掘白云区历史文化的。“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邱立诚老师曾给过我一句评价：实践出真知。我也始终认为，不去到现场就没有发言权，也不可能写出什么来。”
位于白云区人和镇的步灜书院，如今连断壁残垣都不见踪影。但对于这座人们记忆中的私塾，冼永城从不愿放弃研究。他去过不下十次，进村找老人对话，同时细心翻阅镇志，尽力挖掘史料。
“最难考证的是人物故事，如今能记得他们的人都已高龄，我们经常要通过私塾内部介绍的落款人、曾经的居住者等相关信息才能获取一些资料，而我写下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经得起推敲。”冼永城坦言。
采访尾声，冼永城告诉记者，今年他的儿子刚参加了高考，儿子也曾像刚才记者的采访一样，想让父亲捋一捋这几十年的工作历程，想认真了解父亲的工作究竟是怎样的。记者不由好奇地问：“那这么多年来，他是否受到你的熏陶，对文博考古领域也比较感兴趣？你对他未来的规划有什么期待吗？”冼永城只是淡淡地说，20年前，自己曾自作主张向学校请长假，全身心投入《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的整理工作，父母始终支持他的选择；20年后的今天，在孩子的人生路口，他也会像当年自己的父母一样，不给孩子的未来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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